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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民先生见证了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整个里程,亲历了政策制定方面的从无到有。他曾参与了国内的很多早期VC政策文件制定。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关于建立创业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等法规政策。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和中关村股权转让代办系统(即“三板”)的早期推动者,为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从早期政策制定的推动者,到政策的宣讲者,再到现如今的实践者,李爱民先生在信念中坚守着务实与执着。参与创业投资早期政策的研究制定1980年,李爱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大气物理专业,大四时转入科技管理系。1985年毕业后到科技部工作,曾担任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处长,在科技部工作期间,先后参与科研院所拨款制度改革、科技发展规划、科技贷款、创业投资政策研究与制定、科技经费预算管理和审计等工作。李爱民回顾说“1994年以前的五大银行是专业银行,当时实行计划管理,贷款有指标,银行不能与企业直接打交道。为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部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开拓了科技贷款渠道。通过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成果推广计划等科技计划组织优秀项目并向银行推荐。当时,科技贷款几乎是科技成果转化唯一的资金来源,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1994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原来的模式不能继续了。为了给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科技部于1996年开始组织力量研究创业投资机制。”1996年下半年,李爱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Duke大学进修创业投资和非营利机构管理,对创业投资有了一定的理解。第二年又带领一个考察团,对美国的创业投资进行了实地考察,走访了美国创业投资协会和一些著名的创业投资机构。此后,李爱民主笔撰写了介绍美国创业投资的专业文章,当时国内对于创业投资还没有任何概念,这篇文章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国内早期介绍创业投资最为全面的文章之一。1997年,李爱民成为科技部创业投资机制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在邓楠副部长的领导下,参与了创业投资政策的研究制定。在先后与两个专家组合作以后,李爱民向科技部领导提出了遴选新研究团队的标准。第一,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功底;第二,要了解国外相关情况,以便更好借鉴;第三,要了解国内资本市场和投融资体制的实际情况,毕竟要设计的中国政策。通过他的联系,最后选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现金融研究所的前身)李杨、王国刚、王松奇领导的团队。当时,李爱民和科技部其他官员同几位专家每周都要碰头开会,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再定期向邓楠部长汇报。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于1999年12月30日由朱镕基总理批复,对外颁布。作为中国最早的关于创业投资的文件,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的新政策虽然增添了很多新概念,但总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沿用着当初的这个文件。李爱民作为创业投资的早期推动者之一,曾经作为演讲嘉宾经常出席不同的论坛、研讨会和电视节目,宣传政策、普及知识。同时,作为发起人,帮助北京市政府成立国内第一家同业组织——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其后以志愿者身份为协会提供多项服务,牵头组织了《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年)—(2005年)的撰写,该报告的2002年版是第一部翔实介绍国内创业投资发展状况的年鉴。“三板”的早期推动者李爱民是“三板”的早期推动者之一。李爱民在回忆起最初推动三板建立的过程时,依然充满兴奋。
        十年以前,撤出渠道不畅是影响创业投资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科技部十分关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并为之做了很多建设性性的工作。2003年3月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到中关村视察,北京市提出了希望允许其开展柜台交易试点,陪同岚清副总理视察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屠光绍则建议北京市考虑尝试代办股权转让系统。在岚清副总理视察的后两天,李爱民看到了当时的谈话记录,立即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当时的代办股权转让系统主要为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和沪、深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的股权交易提供服务,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归口管理。如屠光绍主席助理的建议可行,一方面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借助这个系统进行股权交易,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的加入也会令这个系统获得新的活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尝试。于是李爱民立即向科技部和北京市的领导汇报了有关想法,并促成了科技部李学勇副部长、北京市范伯元副市长与证监会主席助理屠光绍的会面,决定共同推进中关村代办股权转让系统的试点工作。通过多方努力,中关村股权代办系统于2006年1月开始启动,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到“新三板”,李爱民相信它会有美好的未来,但是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他非常理解政策制定者的难处,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更要稳步推进。因此在扩容范围和赋予的功能等方面不可能一下子铺开,短期内不能奢望它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目前,它的作用还主要体现在交易功能上,尚不具备融资功能。但是,几年的实践表明“三板”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规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企业是否要在“三板”挂牌,李爱民先生建议企业要从战略的高度进行通盘考虑。其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一是资本流通性大为改善,二是企业知名度可以大幅度提高,三是有利于企业规范管理,从而为上市奠定较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负面的作用也是有的,只是不一定被大家所注意。比如,在三板挂牌以后,企业的股权价格就在市场上公开了,其价格通常会比较高。如果企业需要继续融资,可能就会面临困难,因为较高的价格会使很多投资人望而却步。政府引导基金的早期鼓动者与现在的情况不同,在创业投资发展初期,民间资本参与程度还比较低。主要是外资和政府资本唱主角。为此,科技部一直致力于如何吸引民间资本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也是李爱民当初关注的重点之一。回忆起他最初四处介绍引导基金概念时,依然觉得这是一种机缘巧合。2002年,时任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的赵玉海先生率团从以色列访问归来,向李爱民介绍了以色列YOZMA基金的情况,并告诉他这种模式值得特别关注,或许可以在中国尝试。于是,李爱民立即从多个方面,对YOZMA基金进行了解。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1月拨款1亿美元设立了YOZMA基金,其目的是:为创业投资培育良好的环境,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管理经验,打造国际化网络。其中,YOZMA基金中的80%以母基金的形式运作,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设立了10只基金,共吸引了境内外民间资本2.5亿美元以上,进而实现了多赢。
        它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创业投资的发展,使民间资本获得收益,并最终使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资本支持。李爱民相信这种模式一定也适用于中国,于是他从2002年开始呼吁,建议政府出资设立类似的引导基金。他不仅主动向财政部等国务院部委介绍这种模式,还利用可能的机会四处游说各地政府。与此同时,上海、天津、苏州等地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为扩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也开始探索新的模式。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引导基金率先在这些地方推行开来,并最终成为中央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重要内容。在谈到目前政府引导基金的情况时,李爱民先生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市区都成立了自己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些中等城市也设立了相应的基金,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存在明显的隐忧。有些地方不切实际地对发行的基金提出过多的限制,反而可能对这种模式的健康发展带来伤害。比如所有地方设立的引导基金都对投资于本地的比例进行了限制。肥水不流外人田,地方政府希望他们吸引的基金主要投资在本地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其中还有来自地方财政的资金,但是如果将这个比例限定的太高,就违背市场规律了。部分地方规定投资于本地的资金不能低于70%,更有甚者极个别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0%,毫无疑问,这些基金今后的运作一定会面临困难。李爱民结合他最近走访的一个经济不很发达的城市,解释了他的观点。这个城市计划拿出了2亿元财政资金作为引导基金,规定它在每一只基金的出资上限不得超过20%,而每只基金在本地的投资不得低于70%。这意味着设立基金的总规模至少为10亿元,由于国内基金的存续期通常是5到7年,也就是投资期通常仅为2到3年。因此,在2到3年内,投资在当地的资金至少是7亿元,如果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为3500万,意味着要投资20个左右的项目。但是,一些投资人到该市考察,感觉可能作为标的的企业寥寥无几。为此,李爱民建议各地负责设计引导基金的官员们,应该更加市场化一些,更加切合实际一些。否则,可能事与愿违,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李爱民认为这方面上海和苏州做得最为成功,大家不妨借鉴。对于未来的展望2005年在创业投资发展进入平稳期,并逐步向好的时候,李爱民因为工作需要来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担任科技领事。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硅谷,这个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对美国高新技术发展和创业投资有了真真切切的感受。回国后不久,他加入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人和高级副总裁,目前在公司主要负责融资,投后管理,公关关系等多项业务。
        作为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见证者,对于目前行业面临的困难,李爱民认为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对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未来,他更是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前几年伴随着新股发行重新开闸和2009年创业板的开启,中国PE/VC市场出现了一轮爆发性的成长,一些基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看到有利可图,便吸引了大量投资人开始出现追涨的情况。进入2012年,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创业投资高额回报的好景不再。于是,有些人开始悲观地评价中国创业投资,其实追涨杀跌是资本市场永恒的规律,更何况目前我们的市场还是一个很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出现不冷静和过于火爆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事。在李爱民看来,由于市场规则还不完善,中国很多行业都曾经经过像过山车一样的发展后,才回归平稳发展。股票市场是这样,期货市场也曾经如此。因此,中国创业投资目前面临的情况只不过是正常发展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尽管看似低迷,但是它对行业发展来讲,利大于弊。第一,一些为了追求暴利,仓促进入这个行业的投资人可能就会因此转行,对于行业内沉稳做事的机构来说是好事情,市场会更加趋于理性。第二,在洗牌的过程中,一些业绩不佳的机构可能会因此被淘汰,行业的整体素质会因此得到增强。第三,行业趋于稳定,避免大起大落,对于整个行业发展有利,也便于给出资人更加合理的回报。在经济大环境并不十分理想的状况下,李爱民对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信心十足。2012年,在融资环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风投完成了两只基金的募集,从而有助于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这种优势应该在今后的两三年内逐步显现出来。经济发展放缓是否会影响中国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步伐,李爱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反而可能是更好的投资机会。一方面,在宏观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反而更能显示企业管理能力的好坏。李爱民生动地将其比喻为划船和水流:正如划船的技术和水流的速度,当顺水而行时,即使是船的速度比较快,你也不容易判断划船的技术是不是很好。相反,当逆流而上时,划船的技术好坏就显而易见了。另一方面,在大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被投资企业的欲望也会较为理性,投资的价格也会比较合适。因此,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他们的投资依然保持着固有的节奏,2012年共完成了13笔投资。对于未来,李爱民称今后创业投资机构会越来越专业、专一。一个机构如想提升竞争力,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独特的定位至关重要。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来讲,专注于某个阶段投资,专注于某个领域,是必然的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机构会逐步关注早期项目。
        目前多数投资机构主要投资相对成熟的项目,是由于现阶段特殊条件决定的。国内没有上市但具备足够规模的企业曾经数量较多,投资人为追求回报,主要关注这些项目无可厚非。但是,当经过几轮投资,类似的项目被筛选的差不多了,他们自然而然就要关注早期项目。就像经营林场的企业,刚刚进入林场,看到很多大树,自然要先采伐大树。但是,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大树数量的减少,经营者自然要考虑种树之事,否则就难以为继。对于未来行业应该注意的问题,李爱民认为,对于VC/PE行业而言,目前和今后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人才:“国外的投资人很多具有丰厚的企业管理经验,在中国,我们能称得上企业管理的时间不到二十年,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就更少,从业者经验积累不够,这是行业发展遇到的大问题。”